张绍贤赴武汉不久，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。解放后的长沙，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，张绍贤又奉命赴湘，接管了长沙市煤炭公司，任军代表。

1950年10月，组织上选派他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对外贸易工作者专修班学习。1951年6月经考试合格的张绍贤毕业回到长沙，不久便出任了长沙市煤建公司副经理。

1952年，他奉命调至国家林业部物价处工作，妻子儿女也随他到了北京。在这里，他一人干着几个人的活儿，负责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河北、辽宁等地区的木材调度等工作，

在考察革命贡献时，张绍贤只字没有透露借款一事。

1956年，已经41岁、有了4个女儿，1个儿子的张绍贤为支援边疆，和其他同志来到青海，组建青海省木材公司，家人也随他来到这个神奇的地方。

青藏高原人称世界屋脊，很多人对它稀薄的空气不适应，张绍贤的高原反应也很明显，但献身祖国边疆建设的信念没有使他低头。

青海是个少林的地区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，张绍贤他们的任务是保证木材的足量供应，防止木材的投机倒把活动，初创时期，任务艰巨，干部奇缺，整个公司的管理人员只有20多人，很多人都身兼数职，张绍贤一个人就担任了秘书科长、业务科长、物价科长三个职务，靠着苦干，高原建设急需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被运往青海各地。

高原反应、枪伤复发、紧张的工作是张绍贤出现了经常性头痛。

有一天，他在现场指挥木材调度，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，眼里不自觉的流出泪来，他一屁股坐在木柴堆上，用手捶打后脑勺，以减轻疼痛。

调度员问他怎么了？他挥挥手说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。从此，止痛片成了他和头痛战斗的武器。

然而，时间一长，身体有了耐药性，这“武器”越来越不好使了，他的胃也吃药吃出了毛病。

1962年初，组织上任命他为玛可河林场场长，在准备赴任的时候，张绍贤的头疼病剧烈发作了，了解到情况后，同年7月20日，青海省民政厅、农林厅特批他病退返回原籍，并发给他2608.65元退养费。

张绍贤从此又回到了故乡田园。时值三年自然灾害，家乡的生活水准还不如边疆的青海，已经长大的5个儿女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，饭量特别大，但生产队分的口粮根本不济事，他唯一的儿子宝领常常饿得发怔。

04再困难也不向国家要钱

经周村的乡亲们当时的口粮是红薯干加野菜、树皮，张绍贤从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，买来一些红薯干，周济几户最困难的。

为度过灾荒，他和妻儿每天只吃个半饱。

他安慰儿女：

“饥荒是暂时的，不用怕，饿了就睡，一睡解百饿。”

这时妻子提醒他，墙缝里的借条还在，能不能拿出来跟政府说一下？张绍贤叹了口气，歉疚的说：

“眼下国家正困难，提这干啥？谁叫我是党员哩！宝领妈，你和孩子跟着我受苦啦！”

说着这条硬汉子流下了眼泪。

此后，一场全国性的生产自救运动开展起来，国家经济形势随之有所好转，张绍贤想：我不能老在家蹲着哇，得找点事干。

于是，经周村的乡亲们每天都能看到他扛着镢头早出晚归的身影，于是，村边大桥沟一带柳树、大叶杨、槐树郁郁葱葱地长起来。

几年间，他栽下了7万多棵树！

1968年，张绍贤25岁的儿子张宝领要结婚，按当地的婚俗，婆家要置备丰盛的酒席，张绍贤挡住了：

“眼下提倡移风易俗，咱们要带这个头，再说咱也没这个钱哪！”

妻子又一次提起了借条的事儿，他说：

“800年前的老事儿了，提啥提？当年为了打日本，那是理所应当的事儿，我不是连命也破上了吗？再说，为了这点小事儿惊动领导，你说应不应该？”

妻子知道他的脾性，不再说啥。就这样，他们唯一的儿子宝领结婚时，悄悄把新娘领到家里，很久以后，乡亲们才知道宝领已经成家。

4个女儿结婚时，张绍贤照例简单打发了事。

不仅如此，上世纪90年代起，张绍贤老人还先后向灾区、学校捐款2500多元。

有人按1945年的情形换算过120万大洋的购买力：当时，18块大洋可以换60斤小麦，100块大洋可以买3头牛。也就是说，

120万块大洋可以买将近4000万斤小麦或头牛。

无论怎样换算，1945年的120万块大洋对一户普通农家来说，都是个天文数字。

而经历了战火洗礼和新中国困难时期的张绍贤老人，多年来一直在那个偏僻、贫困的豫西农村默默无闻、安贫乐道地生活着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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