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不容易等到“文革”结束，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，重拾梦想，但是队上的贫协通知，他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。

贫协只有贫农成份才能加入，他是佃中农出身，进不了，但他的爱人是。

爱人欧长兰是烈士之女。爱人告诉他，是全票通过的，大家都说杨家那小子是个人才，能折腾，一定能带领全队致富。

这种信任，无法拒绝。同时，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个脱贫致富的梦想。

杨永安接受了这一任命，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这份责任和使命，也是这年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这一年，他28岁。

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依然故我，而他的画家之梦越来越远。

二、这个距离，可能是漫长的两个十四年

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组成。

在杨永安的艺术人生中，也有这样的偶然。

从1978年出任副队长步入仕途，到1992年5月成功拜师，成为梁树年先生的关门弟子，十四年。

从拜师成功，再到2005年恩师仙逝，又一个十四年。

两个十四年，是一个偶然。

两个十四年，谁可坚持如此之久?

首位访华的法国元首蓬皮杜说过，命运是对一个人的才能考验的偶然。

两个十四年，杨永安正是经受了这种命运的考验，才把偶然变成必然。

2006年，杨永安与同门师兄李春海、李发增、高北峰、程振国、周曦、赵刚、张进、张和平等人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松石友山水画展——纪念梁树年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”。

他参展的十幅作品，都是六尺整纸以上的大幅画面。杨庚新评价说：“与松柏结缘，始于画松，成于画松，追随恩师的足迹，永安初告成功。”

这一年，杨永安57岁。

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，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，他的作品必须不同于古人先辈和同辈同仁，带有明显而深刻的自我印记，即“做自己”。而他，作为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，党的纪律要求他不能“做自己”，必须“为大家”，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。

那么，在这种两极的矛盾之路上，他是如何实现破茧成蝶的?

很多人对此感到好奇。

1985年2月，杨永安以市劳模身份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表彰大会，第一次见到梁树年大师的作品。

那是四幅松树图，从左至右依次是溥杰、魏紫熙、梁树年、刘宝纯，都是大师级人物，画得都是松。他感到，“尤其是梁树年老师的松，纯水墨画的，最精彩！”

他想拜师。

梁树年乃张大千大风堂正式弟子，画坛一代宗师也。杨永安知道，大师绝不轻易收徒，他此时的水平差得不是一星半点，又怎敢攀大师的高枝。

另一方面，从三队调任四队队长之后，通过推广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和引进无锡茭白种植技术，用了三年时间，使生产队社会的收入水平居于全村第一。乡里起用这个能人，让他当清河村委会主任。

从队到村，工作量大大增加，又有前面的成绩标准为参考，上级和全村村民对他的期望更高，怎敢有负?怎可轻言拜师?

1986年10月，他再次邂逅梁树年先生的作品。

那天，杨永安带队到中关村进行项目考察，用自己的画引起了项目负责人的关注，答应到他们村进行可行性调研。

谈判结束后，他们到海淀长征饭庄就餐，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丈二匹作品，正是梁树年先生的《松青柏翠图》。他感到十分亲切，仿佛当年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，在他的笔下完成了一般。

他心里想，反正梁老师也在北京，有这地利，去看看也是好的。接着，他又想，自己的绘画水平没什么突破性进展，没准备好，万一被拒绝，再想拜师，就难了。所以，没有贸然成行。

常言道，缘分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

一个意外的机会，杨永安主任得知，梁树年先生的内弟徐岳宾就住在他工作过的清河四队，深感惊喜和遗憾。

惊喜的是，有了人和，离拜师更进了一步；遗憾的是，近在咫尺，却不知。

被杨永安称呼为徐大爷的徐岳宾，早年曾与梁树年、郭传璋一道拜北京名家祁井西为师，中途改学了会计。徐岳宾自然知道杨永安学画，对他的人品和才干多有称赞。因杨永安专程登门拜访，才知道他仰慕梁树年，当即拿出家里收藏的梁树年三幅作品，给他观摩，甚至让他拿回家去临摹，连借条都不用打。

杨永安对大师之作个中奥义更多了一层体会，拜师的念头更加强烈。

著名印象派画家惠斯勒说，艺术可遇不可求——它不会因为你是平民而对你视若无睹，也不会因为你是王公而对你青眼有加。天时未到，即使是最睿智的人也不能使艺术品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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